公元三四世紀，隨著巴蜀與中原的經濟文化交流，飲茶的風俗沿長江中下游流傳開來。魏晉南北朝時，在江南，包括東南沿海，飲茶之風在世族士族中日盛，成為社會活動的一種媒介。

　　在這種風氣感染下，永嘉之亂后，從北方南渡的豪門士族也有不少喜好飲茶。

　　史載，三國東吳的韋昭，吳郡云陽（今江蘇丹陽縣）人。少好學，善文章，著有《孝經注》、《論語注》、《國語注》等書。東吳末帝孫皓在位時，封高陵亭侯，遷中坊仆射，后為侍中，嘗鄰左國史。

　　也許長期生活在江南，他喜飲茶，卻不善喝酒。偏偏遇上孫皓在位16年，常宴飲群臣，不醉無歸。而且，還找來黃門郎10人，作為宴會監酒司過；宴罷，令各奏其過，以朝謔公卿，舉發私短為歡。

　　酒量不過三升的韋昭，參加宴飲時，偷偷以茶代酒。結果，孫皓以不奉詔命，于鳳凰二年（273年）收韋昭入獄。

　　不奉詔命罪，貌似因以茶代酒起；其實，禍起于當年孫皓即位，欲為其父孫和入史書作紀，而修史的韋昭卻以孫和不登帝位，只有資格作傳，由此觸怒孫皓。積前后嫌怨，韋昭在獄中也就難逃一死。

　　以士風而論，韋昭一介儒學之士，并非主張“任情廢禮”的玄學，沖擊傳統舊禮法；然而，只要抗君命，逆龍鱗，一樁小小的“茶飲”事件，也會弄掉了腦袋。

　　漢末到晉末，士族階層開始形成、發展。當時，戰亂頻頻，社會動蕩，士風活躍，傳統的舊禮法不足以適應已變化的社會狀態。

　　但由于門閥制度的存在，士族與庶族之間固然分明；就是士族與世族之間，世族與世族之間，也是等級森嚴，甚至不是門當戶對，不通婚姻。《世說新語》錄有二則有趣的“茶飲”故事：

　　永嘉之亂后，晉室南渡，太傅禇衺（字季野）初過江后，來到蘇州，正巧當地的豪強大族在金閶亭（今蘇州閶門）會聚飲茶。

　　雖然禇太傅官高名重，但乍到江南，卻不為人識。于是，被人吩咐左右特別“關照”：多斟茶水，不斷添續，盡量少給佐茶的蜜漬瓜果，讓禇衺始終吃不上。明知受到輕侮，禇太傅倒也沉得住氣。

　　直至飲罷，他才徐徐舉手，對眾人報上姓名：“禇季野”。一下子，四座大驚而散，無不狼狽。難怪人稱禇季野“皮里陽秋”，意即外表雖不言語，而四時之氣蘊備。說來令人可笑，那時連飲茶也非得分個三五九等。

　　另一則故事與號稱“仲父”的王導（字茂弘）有關。王導出身士族，瑯琊臨沂（今屬山東）人，晉元帝建武元年（317年）任丞相。當他悉知任瞻過江南渡，便邀上先渡江的名人賢士一起，列石頭城（今江蘇南京市清涼山）迎接。

　　說起任瞻，字育長，樂安人，與王導屬山東老鄉，官宦子弟。年少時，頗有美名，形象俊朗，神明可愛。當時的權貴王戎選女婿，任瞻被列入四名候選之一。可是，他自過一江，人便變糊涂了。

　　王導與任瞻一見面，就覺得他有點不對勁。眾人入席坐下，茶水一送上來，任瞻便問：“此為茶為茗？”茗，即晚采的茶葉。旁人一聽，面露怪異的神色。

　　任瞻覺察后，又自我解釋：“剛才問是熱的，還是冷的？”盡管如此，王導還是按照昔日在北方時一樣，熱情相待。

　　這種待人之道，容人之量，可見王導歷仕元、明、成三帝，廿多年間，能夠領導南遷士族，聯合江南士族，穩定東晉在南方的統治，自有過人之處。

　　茶飲，一種日常的生活方式，既平常又普通，卻可窺魏晉風度一二。